随着5G、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十万年来一直栖居在物理世界的人类，将开始大规模向数字世界“迁徙”。物理世界里的许多场景开始变得“无人化”，而在数字世界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数字人”。数字化的交互将逐渐成为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这可能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变化，也将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如果搭上数字技术的快车，不仅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节约能源、保证粮食安全。未来数字农业的发展浪潮中，中国如若具备足够的条件和优势，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数字农业的中心。
关于机器是否会替代人而导致“技术性待业”的争论一直存在。进入21世纪，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也成为影响未来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的生产者越来越少，消费者越来越多。近几年供给短缺压力不断增大，导致了通胀率上升、储蓄减少，持续拉动中国利率水平升高。
技术既可以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数字农业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它在诞生之初是为理解决农业劳动效率低和资源浪费的问题。数字技术最早在农业中的应用是气象与土壤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属于赋能人的范畴。后来，美国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农业社区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技术的方向便发生了改变。
在中国农村，当前数字技术扮演的更多是赋能的角色，这是由我国农村生产结构所决定的。虽然中国正在经历高速的城市化，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越来越多，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仍将是中小型农场、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伴随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压力，农业生产的主力将是各地的农业服务组织和农民合作社。相比美国，我国农村劳动力相对充足，成本也低很多。
但即使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力成本、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机器作为可贸易品，在套利行为的驱动下，其全球的价格和效率会日益趋同。劳动力的可贸易性相对较低，基本都是本地化服务，所以常常会产生较大的效率差异。让数字技术和人互补，实现数字人赋能自然人，发挥数字技术的规模化、网络化效应，将是中国农业未来十年的重要目标。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当前美国的资本相对便宜，而中国的劳动力相对便宜。所以数字经济在美国扮演的是替代劳动力角色，在经济上对资本有利，对劳动力不利。中国的数字经济更多体现在机器与人的互补层面，在经济上对资本不利，对劳动力有利。
未来几年，中国农民是会因为助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不受益反受损呢？这是过去许多学者担心的问题，现在看来，总体是利大于弊的。其实人们担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技术的进步让无人化农业成为可能后，农民的工作是不是被替代了；二是数字经济时代，农民是否会失去新生产要素的分配权。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问题，第二个问题属于社会学问题。
针对农民是否会待业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前55岁以上农村超龄劳动力的占比已经超过34%，并且每年还有约12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从生产者变为消费者。有预测说，到2030年，中国参与种地的农民将减少至3000万人以下，其中超龄劳动力占比将达到一半以上。如果以日本为参照，彼时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严峻考验，导致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价格大幅升高。
在这10年里，数字技术和无人化技术将帮助对冲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实际上极飞科技目前所开发的“无人农场”技术并不是用来完全取代农民的，而是将那些原来低效率的、高风险的、重复劳动的工作交由机器来完成。比如利用无人机巡田，利用无人车喷洒农药，利用自动驾驶技术让拖拉机精准行驶等，赋能农民和农业服务组织，使其更加高效地完成工作，与此同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针对农民是否会失去新生产要素分配权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利益分配者的角色。西部开发、环境治理、精准扶贫等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工程，实际上都是政府在通过“转移支付”来平衡经济发展的差距。虽然我国在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但棉花、粮食等基本作物的种植和收购环节还是主要由国家来调配，这意味着技术和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比如，农业无人机的补贴政策可以直接影响无人机技术在农村的推广速度和渗透率。另一方面，新生产要素的特性，使得农业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提升。原来本地化的农业服务，未来都可以通过5G、AR、VR等技术输出到其他地方。网络直播和线上旅游让消费者和农民的距离缩短，一个农民甚至可以同时管理不同纬度的农场，实现全年不间断地耕种，大幅增加收入。数字农业服务的可贸易性还会带来更多良性竞争，带来技术外溢，带来新的思维、理念和技术，使得农业经济整体效率得以提升。
数字技术将使得中国农业的整体效率得以提升，产生更多经济价值，而政府可以通过对新生产要素的有效调配，来实现技术的普惠性，从而让农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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